郭沫若是崛起于20世纪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文化大家，他集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在诸多领域纵横捭阖，硕果累累，创立了不朽的一座又一座丰碑。
　　
　　他是文坛巨匠，却又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伴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他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劳苦大众，不仅仅是参与，而且是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如果把他的一生比喻为一部宏大厚重的交响乐，那么他在大革命时代与黄埔军校结缘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的壮举，就是这部交响乐中的一段华彩乐章……
　　
　　毅然南下广州　投身革命洪流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磐。
　　
　　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号角的吹响，一大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手中笔作为武器，率先走上了唤醒民众起来砸碎旧世界锁链的革命之路。在此期间，郭沫若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轰动了整个文坛，成为当时诗坛上一颗闪烁眩目的明星。
　　
　　1923年2月，郭沫若在日本九洲福冈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放弃了接受四川重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医院的聘请，回到上海，为提高中国的文化事业，为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满怀激情地努力工作。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了文学杂志《创造》季刊等。从这时开始，他在我国第一个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也是第一个公开打出“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旗帜，连续发表许多诅咒旧社会，向往光明、向往新生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同时，他也积极开始从事社会活动，筹备创办面向大众的“学艺大学”，然而创办一年后，由于经费解决不了，只好停办。
　　
　　1926年2月，广州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第二年即改名）的中国共产党人向郭沫若发来热情洋溢的信函，聘请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同时聘郁达夫为文学院教授。接到聘书的郭沫若兴奋异常，他本来就希望到广东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去，投身革命洪流，广东不仅有黄埔军校，也有广东大学，这两个学校都是孙中山先生联合共产党人于两年前一手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革命的文化建设人才和军事人才。手持聘书的郭沫若，豪迈地喊出“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到工厂间去，到革命的漩涡中去”！他立即着手将上海的一应事务安排处理，做好前往广东的准备。
　　
　　3月18日，郭沫若辞别了爱人佐藤富子和孩子，与郁达夫等从上海动身，前往广州。在船上，他凭栏眺望着远处烟雾迷漫的大地，憧憬着即将踏入大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以及在国共合作下出现的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顿时激情洋溢，吟咏了一首《着了火的枯原》的诗。这首诗激情澎湃，热情歌颂了那即将席卷茫茫大地的革命烈火，后来发表于1926年12月《洪水》周年增刊。

　　羊城初识毛泽东唤醒工农千百万
　　
　　从上海到广州，郭沫若在船上呆了5天，3月23日方抵达广州。
　　
　　安顿下来后，郭沫若即在成仿吾的带领下，首先去找林伯渠，因为聘书和旅费的原因，必须先得和他接上头。等到达林伯渠住所时，“老大哥”人却不在，可是在他的书房里，却看到一个个头高大的年轻人，互相一介绍，郭沫若方知原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是时，毛泽东正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并在广州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编《政治周报》，同时还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郭沫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双方都很兴奋。
　　
　　毛泽东热情地上前与郭沫若握手，笑容可掬，态度谦和，郭沫若则迫不急待地向毛泽东讨教有关革命形势和广东的情况，毛泽东遂向他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当时广东的形势和现状。毛泽东深沉的谈吐，使郭沫若深受启发，也给他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在广州还有过多次接触，并应邀担任了由他主持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员，这是后话。
　　
　　隔一会儿，林伯渠回来了，“老大哥”背已稍有点弯曲，头发已经斑白，态度爽朗，声音宏大响亮。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派，什么忧虑都是从来不挂在眉梢上的。
　　
　　“老大哥”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谈了一些事情后，便先告辞走了。随即，郭沫若便由林伯渠、成仿吾带到广东大学接上头，接着便一齐搬进了学校。
　　
　　郭沫若的全新生活就此开始，他如同高尔基笔下的那只“海燕”，展开双翅，去迎接一场暴风雨的洗礼！
　　
　　自此，他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逐渐改变，不以创造社为中心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等也都先后到了广东，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了创造社的分社，同时，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可是他却渐渐和它疏远了，几乎是绝了缘。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了革命事业上。
　　
　　郭沫若认为首要的一条，必须是投身革命洪流，唤醒工农大众，支援革命运动。他首先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讲课。由于他长于辞令，善于鼓动演说，无论是在连续的群众集会上，还是在农讲所面对一群青春激扬的革命者，他的演讲总能激起强大的共鸣。在农讲所，他经常担负的课程是“革命文学”，由于他自己就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结合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讲得深入浅出，听课者十分踊跃，济济一堂，受到很大的教育。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7周年，由广东全省学生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团体共同发起，于5月5日在广东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大会，请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郭沫若、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上海大学教授彭述之等，演讲马克思生平及其学说，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
　　
　　当晚，他又马不停蹄，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参加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这是由中国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及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联合召开的。到会者有工农代表及来宾，整个会场充满着革命气氛。会议推选出劳动代表苏兆征、邓少珊、肖素民、冯敬、农民代表彭湃、邓一舟、周其鉴7人为主席团，全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世界革命成功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然后郭沫若等相继演说，听众精神奋发，掌声雷鸣，极盛一时，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才散。
　　
　　除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郭沫若的笔也没闲着。4月13日，他撰写了著名的文艺论文《革命与文学》，提出了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字”。按他的阐述，“表同情”并非“怜悯”的意思，而是表示“意欲上的一致。”他在同年3月2日夜晚曾经写过一篇《文艺家的觉悟》，发表于《洪水》第二卷。这篇文章的末尾的几句话是他提出这一观点的注脚：“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这和早年苏联的文艺主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性质上基本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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